卫道兴\口述;王茜;本报记者;江迪\整理

　　《人民政协报》2015-09-04   19版

　　我们卫家有着报国为民的传统。我的曾祖父清盛军总领卫汝贵、祖父以及我的伯伯卫立煌都有过为国戍边的经历。我父亲卫立民先生作为中国宗教界的领袖人物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在抗战期间，先后担任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总干事、中国蒙藏委员会专员、中国国民抗日救国献金运动总会总干事、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总务主任、中央赈济委员会专员、国际宗教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佛教学会总干事、代会长、中印学会理事、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职务等职务，与冯玉祥、白崇禧、李济深、陈铭枢、穆超、太虚、喜饶嘉措大师等众多名人交情甚深，不仅为近代中国宗教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也见证了那一段历史。

　　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由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联合组成的、超党派立场的独特组织，联谊会主要发起人和领导人是素负盛名的“基督将军”冯玉祥先生，李宗仁等任名誉理事，宋庆龄、宋美龄等任理事。冯玉祥将军推荐父亲担任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总干事，主持日常会务工作。在抗战中，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围绕抗日救国、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等做了大量的工作。

　　联谊会不定期举办讲演会，各教派领袖和著名社会人士亲自登坛演讲，其中《世界大战与思想》由父亲主持，于斌主教主讲，地点在新生活运动会礼堂。在讲演中，讲演者均大力宣传宗教徒参加抗日救国的道理，鼓励宗教徒积极参加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来。

　　在父亲的动员下，宗教徒联谊会特鼓励本会成员、前清武举、曾参加过甲午之战的一百多岁的方鉴(字茂山)老先生亲自由成都到重庆，向群众宣传赴抗日前线抵御外侮的道理。通过方茂山和父亲等开展的宣传活动，掀起了重庆和川东地区的抗日救国高潮。

　　当时，上海杜月笙，东北镇守使张树声，武汉红帮杨庆山等人都在重庆，通过冯先生和父亲等人的工作，他们也为抗日救国做了一些慈善济民的工作。抗战期间，重庆不断遭到日机轰炸，父亲及宗教徒联谊会发动教徒们组织僧侣救护队，一有空袭，他们就出去抬担架，送伤员，掩埋遇难者遗体。父亲也参加了这一救护行动。群众都称赞僧侣们的这一慈善举动。

　　为了解决难民就医困难问题，宗教徒联谊会动员教徒筹办医疗机构。其中，由宗教徒联谊会成员太虚法师、李子宽、钟益亭、卫立民、觉通等在重庆慈云寺建立了佛慈医院，施诊施药;由宗教徒联谊会成员太虚、李子宽、钟益亭、卫立民等筹建了佛慈药厂，即后来的上海佛慈大药房前身，冯明政任药厂经理，并正式投产。

　　为帮助贫苦难民解决生活困难，父亲及宗教徒联谊会动员会员、社会贤达杨庆山等举办施茶、施粥、施棺等慈善事业。对来重庆生活无着的难民，由联谊会组织分送到各施舍点渡过难关。

　　为解决难民子女就学问题，父亲及宗教徒联谊会发动各教教徒积极筹办中、小学数所，其中由冯玉祥先生领衔创办的敬善中学，校长由毛吟槎牧师担任，抗战胜利后，该校迁回苏州复校。太虚法师等人创办了一所大雄中学，校长由吴子诒先生担任，抗日胜利后，该校迁到南京卧佛寺复校。宗仙与父亲创办了一所普益小学，校长由女佛教徒李淑静居士担任。同时，父亲及宗教徒联谊会还为抗战积极集资，特动员该会员邓初(前十九路军军医处处长)将其长女的书画举行画展，后又由邓初的胞弟邓季煊来重庆举办画展，开展献金救国等活动。

　　为了加强世界宗教徒的团结，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世界基督教协会主席包林博士应父亲和宗教徒联谊会的邀请，由美国专程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后又邀请印度教大学校长罗达克·西兰爵士，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美国援华总会干事长麦济民博士、副干事长艾德敷博士行将返美述职时，联谊会在重庆市基督教青年教堂设宴欢送。通过积极的对外友好往来，父亲及中国宗教徒联谊会为增进世界各宗教教徒之间的团结树立了光辉典范，以自身的努力对德、意、日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加以回击，对维护世界持久和平发挥了自身的影响力。为此，美国教会领导人以及印度宗教界著名人士回国后，都来信要求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在本国成立分会。

　　1945年日本投降后，父亲等人代表各宗教教徒举行了修禅静坐仪式，对同盟国军的阵亡将士表示沉痛哀悼，并祈祷阵亡将士永生天国。

　　抗战胜利后，联谊会召开了理、监事联席会议，提名太虚、于斌、陈文渊、王静斋、卫立民等五人呈请国民政府授予抗日胜利勋章。经审议，国民政府批准了联谊会的提议，向他们分别颁发了抗日胜利勋章和证书。

　　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成立后所做的这些抗日救国工作，受到了国内外的好评和称赞。有一次，父亲与副总干事冯兆異博士在重庆嘉陵宾馆参会，与周恩来见面，周恩来称赞了联谊会在抗日救国运动中组织动员各宗教徒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爱国行动。

　　(卫道兴系江苏省政协委员、南京市秦淮区政协常委)